历史解密:“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怎样提出的

更新时间:2019-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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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后期,基于政局的变化,中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

  一、1944年初,随着战局的变化,中断近一年的两党谈判再度启动;基于战局的变化,逐渐将民主政治问题引入谈判,从而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与方向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蒋介石一度企图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国共关系因而继皖南事变后再度紧张。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其制约下的政治生态的演化,1944年初国共双方都做出缓和的姿态,中断近一年的国共两党谈判再度启动。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成为推动国共谈判步伐的催化剂。“一号作战”是抗战后期日军在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最后的战略进攻,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了影响最为深刻的政治背景。

  对“一号作战”的军事研判和政治反应出现明显失误,从而导致正面战场上出现豫湘桂战役大溃退的局面,而且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开辟的欧洲第 二战场并没能牵制日军“一号作战”。更重要的是,对两党谈判仍遵循以解决军队问题为核心的传统应对思路,丝毫没有意识到汤恩伯部在河南的溃败会给两党谈判注入什么新的因素。

  1944年5月4日,中共代表林伯渠与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西安重开国共谈判后,仍以例行谈判待之,提不出任何方案来,而是要求中共先拿出具体意见来。和中共中央则迅速将战局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不断加重谈判的筹码。基于战局之变化,逐渐将民主政治问题引入两党谈判,从而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与方向。

  二、1944年6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指明:“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由此联合政府的构想呼之欲出

  以河南战役汤恩伯的溃败为背景,中共将谈判重点变为要求实行民主政治。1944年5月16日,致电林伯渠,提出一个二十条要求的谈判方案,内中将全国性政治问题提上国共谈判议程,有关的三条是: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民主政治”要求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6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评估了在日寇这次进攻下可能面临的四种前途,指明:“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由此联合政府的构想可谓呼之欲出。这反映到谈判中,即在6月5日双方互换的提案中,中共十二条的新方案仍保留了有关全国政治问题的原3条。

  1944年,美国直接干预国共关系。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目的之一正是过问国共关系。在与蒋介石会谈中,华莱士就国共问题与蒋交换意见,并当面直接提出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问题。美国的介入,为此后的国共谈判增加了新的变数。

  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对美宣传,强调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在美国介入的背景下,国共谈判仍无大的进展,以空洞的民主化为由搪塞中共的提案。7月19日,指出: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关系的根本调整还有待时机。不久,日本的进攻和美国的施压触发了国共谈判态势的变化。在军事接连溃败、美国对国民政府丧失信心之际,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由史迪威指挥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史迪威事件”。

  此后,史迪威问题日渐尖锐化,成为打入国共谈判的一个楔子。当美、蒋关系出现裂痕之际,美国与中共关系有了重大进展。1944年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组长包瑞德率领下进驻延安。对此,中共极为重视,发出外交工作指示,将对美“外交”纳入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之中,双方一度出现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四、1944年8月17日,在董必武请示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9月1日,中共推出一个重大政治建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内容和性质

  在国内外形势推动下,8月12日,对中共议案作出正式回复,重申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召开国大,实行宪政的主张,再度拒绝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此时衡阳已经失守,遂对国共关系做出根本调整。8月17日,在董必武请示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9月1日,中共推出一个重大政治建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内容和性质。这一天,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9月4日,中共认为,目前我党向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

  9月5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在重庆召开。9月15日,林伯渠在大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代表中共正式提出:“希望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随后,中共又以书面形式向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在眼中,国共谈判的中心就应转到联合政府主张上来。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同时补充道,“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要求“成立联合统帅部”。至此,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军政要求。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要求蒋交出军事指挥权。这使蒋介石面临双重压力:美要求蒋交出军权;中共要求蒋交出政权。权衡利弊后,蒋介石冒着与盟国决裂的危险于9月下旬断然作出撤换史迪威的决定。面对史迪威事件的白炽化,10月初美国为大局计迅速撤换了史迪威,蒋介石的此举获得成功。在史迪威事件发生波折之际,一直忌讳的中共问题国际化却成为现实。

  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国共谈判事实上已经陷入僵局。当蒋介石解决军权问题后,为打破两党谈判的僵局,不得不借助使华的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斡旋国共政争。从10月中旬开始,国共谈判的方式从两方变为三方。拟定方案后,以赫尔利名义告知中共,意图以美压服中共;中共拟定的方案通过赫尔利与沟通;赫尔利居间调停,翻云覆雨,充当政治掮客。然而,赫尔利的斡旋因国共双方对参加政府与联合政府的差异太大而难以成功,至12月初美国直接介入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以失败告终。对中共而言,重要的是,在赫尔利的介入下,国共谈判因联合政府的议案纳入谈判议程而获得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基点。

  1945年初,联合政府问题更趋复杂。抗战后期,中间党派十分活跃,其背向所在影响到了政治走向。在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后,民盟与中共在废止、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达成共识,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在分化拉拢未奏效的情况下,经中共提议,是年1月民盟介入联合政府谈判,从而使国共谈判方式演化为两方对阵、四方参加,中共的政治回旋余地大大增加。同时,内部出现的分化迹象亦使蒋介石有所掣肘。此外,随着盟军的胜利推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亦潜在影响了各方的政治盘算。2月23日,在会见赫尔利、周恩来时,蒋介石根本拒绝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组织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此时的赫尔利已完全站在国民政府一边。3月1日,蒋介石发表演说,公开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至此,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只能不欢而散。

  六、“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是中共基于政局变化要求进一步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参与政治决策的反映,是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

  联合政府是中共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割据之后,第一次向提出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政治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性质,本港台现场报码室,从而把国共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推上了更高的阶段。在本质上,联合政府是对一党训政的政治否定,最终指向的是战后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问题。对此,曾言“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政治主题的转换。联合政府口号的意义在于:它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从而将战时与战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主题,紧密地衔接起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联合政府主张一经提出,不仅中共党人“如获至宝”,而且“一新天下之耳目”,人民广泛拥护。在激情澎湃之际,中国被人民视为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